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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enxue.com提供的《袁阀》 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第4/5页)
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内部去寻找，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领导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回向中国广大的高寒内陆地区。
如果把视野拉回到钱穆所生活经历的历史世界之中，我们就更能体会钱穆从国家民族精神层面推崇西安为新中国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撑，即前文所述对北部军事威胁的积极防御，同时钱穆亦有对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并没有把新中国单纯定位于一个陆上或海上国家，而是提出“大陆农国”这一概念，凝练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文明道路选择的设想和期望。
钱穆在其1943年发表的《农业与国防刍议》一文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一大陆农国也”。由于此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一篇针对国防建设问题的应时之作。其实早在1942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钱穆就把“大陆农国”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到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与《文化学大义》当中，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系统阐明了“大陆农国”理念背后的文明意义和价值关切。
首先，钱穆认为，“大陆农国”是对中国地理环境和历史情形的总体性概括，“遍国中皆农村，遍国人皆农民”，中国自古即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的国民之大部分也由农民组成，因此从历史事实和国家现状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依托于大陆的农业国家。
按照主流的政治经济观点，相比于现代工明形态，直到晚近，在中国诸多文学历史作品中农耕文明特质往往仍被视为当今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根源和病症所在。而钱穆早在1943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明确提出：“中国已往是农国，中国人之将来依然仍是农国。只不过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
如果要想理解钱穆对农国的推崇，我们一定要将其放置于民国学术和思想的语境之中来考察。一战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亲眼见识到了欧洲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并转而考察和反思西方国家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弊病根源之所在。
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发表《农国辨》一文，其中的“农国”概念，正是基于对工商业资本主义之根本弊病的认识而提出的。章士钊是如此定义农国的：“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谓之农国”，而与之相对应的工国的定义则是，“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者，谓之工国”。
因此在章士钊这里，农国已经不是意在农业，而是借助农业文明和农业精神中的某些特质和经验，来弥补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弊病。
钱穆的农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士钊等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并且更进一步，从深层次的中西文明比较的维度来阐述农业文明之优劣。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中，钱穆把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三种，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地理环境。
“世界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化”，“大抵游牧发展于草原高寒地带，耕稼则多在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商业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而钱穆又进一步指出，这三种类型其实只需分为两类：农业文化，游牧与化。
钱穆比较分析了内含于这两种文明深层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游牧与化都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流动，而商业民族同样在利润的追逐下不断迁徙。
这种不断流徙的生存空间，赋予此种文化鲜明的敌我意识，因而具有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和生存竞争，进一步赋予游牧化的个体以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时也由此生成了这一文化发达的经济理性。因此这种文化在后来往往在寻求富强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我们不难看出，钱穆所说的游牧与明源头的类型学剖析。紧接着，钱穆实际上通过分析该种文化的弊端，来分析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病症。首先，这种文化由于不足以自存，所以要不断向外扩张征服，然而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到达扩张和征服的姐姐，就必然面临着衰落和死亡；其次过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观具有一种“反噬”功能，当人类不断征服自然，不断将外物作为自身的工具之时，“乃自陷于工具之依存。故先则人为主而器为奴，继则器为主则人为奴”，现代的机械生产和科技同时也在异化着作为主体的人类。
钱穆对中西文明的类型学划分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不难想到，身居“草原高寒地带”的苏联和位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的英美，正是当时世界上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典型代表，在钱穆看来，基于海陆二分的这两种文明在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两个分支，既共享着同样的文明优势，自然也都具有同样不可调和的根本弊病。钱穆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一观点，即从文明传统而言，英美等自由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的苏联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既不能走向西方意义上的海权，也不应走向苏联意义上的陆权，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
因此中华农业文明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补充和调和，而是一种从源头上就与之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在钱穆看来，由于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农业民族往往轻工具，不尚征服，社会组织散漫但人伦观念极重，轻财而质朴，安足而纯一。
这些特点恰恰站在了游牧与明的天人关系上，农业民族强调天人交合，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固守耕作，生于斯，老于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土地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价值意义，继而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中国文化把人生和社会视作浑然的一体，个体的“小我”与大自然亦为浑然的整体。
钱穆认为，农业文明使人安足，不相争夺的精神特质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良善的生活，因此农业文化才是“人生理想之最先步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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