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第238章 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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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在武昌的“各省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之时,不甘落后于湖北的上海,趁机抢先一步,以陈其美(上海)、汤寿潜(浙江)、程德全(江苏)三个都督的名义,邀请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他的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可谓自己一生写照,他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留史册。
    程德全(1860年—1930年),字纯如,号雪楼、本良,四川云阳(今属重庆)人。
    其为廪贡生出身,光绪十四年(1888年),入三姓副都统文格幕当差。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国子监肄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程德全赴黑龙江入副都统寿山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受命赴前敌督队,积极筹战,后任黑龙江营务处总办。次年,擢升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擢升道员,赏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任奉天巡抚。宣统元年(1910年),调任江苏巡抚,参与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1年)十一月一日,程德全被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成了第一位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谦、流兴甲、赵学臣等人。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这几位实力派人物,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为统一军事指挥,会议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
    黎元洪当选是章太炎先生力争的,“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已选定,请设一位副元帅,并选举黎先生任之。”
    于是,黎元洪被选为副元帅。
    得到沪上的代表开会并做出决议的消息,汉口开会的这些代表很不满。说好了的,上海留一个人,只是做为留守和“联络声气”之用的联络人员。怎么会摇身一变,开起会来,还自做主张的搞出这么重要的决议。
    汉口的代表们立即致电上海,要求取消所做出的决议。
    黎元洪随即致电各省都督:“……现据来电称,沪上十四省的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浙军司令朱瑞也持反对意见,他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无法服众。在革命党内部,也有人反对黄兴而抬举黎元洪。
    如章太炎便说,黄兴曾在武昌“受黎督委任为汉阳司令,不得以部将为主帅”为理由,力主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陈其美、宋教仁等人,迫不及待的把黄兴推出来当这个大元帅,说到底是为了把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抓到手中。急中出乱,也过于草率,理所应当的遭到各方的反对。
    最后,黄兴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明确表示无意于当这个大元帅,而是推荐黎元洪为大元帅。
    上海方推举大元帅虽然受挫,但他们提出的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决议,还是被各方所认可的。
    因为,汉口和汉阳失守后,武昌已经成为了危城,怎么能把临时政府放在危城呢?首义圣地也不可以。
    而既然临时政府所在地变成了南京,按着湖北军政府自己的逻辑,“各省代表会”也自然应当放到南京。于是在鄂在沪的各省代表又都奔往南京,湖北军政府暂时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于是便有了,南京各省代表,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决议。
    人还是那二个人,正副的位置变了,黎元洪满意了,回电表示:“元洪伏思,大元帅原为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之策,黄君克强宏才硕画,自足胜大元帅亡任,乃谦让不居,屡推元洪承乏。亢洪才识平庸,伺敢当此重任?然勘电所载,苦大亢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既有此明文,亢洪始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无帅执行大元帅一切职务。”
    原来,黎元洪也是个权欲心很重之人,他现在已经拉开架势,问鼎更高权力了。这个大元帅他还真想当,只是又想当大元帅,又不想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算徒有虚名,也要把这大元帅抓在手里,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自己执行大元帅的职务。
    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给你正的你又不管事,拿别人当傻子吗?
    黎元洪和黄兴都迟迟不到南京上任,南方各省仍然是无人领军。幸好不久中山先生回国,使这个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后来也有过南北议和谈判地点之争,湖北同样没争过上海。
    由于失去了主导权,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除黎元洪获挂名副总统外,其余首义元勋,无一受到重用。
    前面提到了,蔡济民、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吴醒汉在临时政府均榜上无名。
    孙武到上海活动,想给自己谋个军务次长的位置,结果没人理睬,失望至极。
    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说了算。
    当时,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但黄兴对首义诸公有成见,拒绝推介,中山先生也没引起重视。
    在此期间,于佑任曾专门访问黄兴,提议应考虑武昌首义的同志,但黄兴一意孤行。
    武汉的革命党人当然不满,讽刺南京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官,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营冈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沒想到都一无所获。
    对临时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孙式周围。
    鄂籍的议员刘成禺联络这些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与同盟会对抗的大旗。
    那么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没能引起注意,黄兴了解情况,但又固执己见。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临时的职位,革命阵营却分裂了。
    民社与同盟会,无论在纲领,诉求和奋斗的目标都没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只要是一方的主张,另一方大多就会反对,所谓,为了反对而反对。
    可谓。江山还没打下,就急于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党人已经因争权夺势而分裂,实在是令人叹息。
    那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生日报》经理,于是,《民生日报》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击同盟会,成了这个日报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该报就发表刘瑷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把创立民国的功劳,归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凯身上。
    同盟会的报纸不能不反击,这也就更加剧了二个政党间的矛盾。
    民社的发起人除孙武和刘成禺外,还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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